去年，河南一村庄举行婚礼，摆下八十桌的酒席，却只有不到三成的客人出席。人们交了礼金后便匆匆离去，甚至连饭菜都没动，最终这些剩菜沦为垃圾。根据社科院2025年4月的统计，全国农村红白事的实际用餐人数仅占38.7%，与2020年相比减少了近三成。当前流行的观念是“人不到，礼要到”。农民的经济状况一直紧张，2025年农村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中位数为20711元，平均每月收入1726元，而单是随礼的支出就占了家庭收入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。例如，河南周口一位农民2024年光随礼就花了1.8万元，这几乎相当于他半年的净收入。在医疗和教育支出后，人情支出成为家庭的第三大负担，导致有些家庭难以承受。

过去，人们在村子里互帮互助，礼金就似乎是个小银行，随时可以借用。但如今，随着年轻人外出务工、邻里关系淡化，送礼变成了形式。人们可能在给礼金的时候，对方已经不在村里，这样就失去了相互的情感连接。同时，随礼标准也在不断提高，席位费用从200元上涨到800元，礼金则从几百元暴涨到上千，随礼变得更像是为了进入社交圈的门票。

政府对此现象表示关注，2025年广西、陕西和甘肃等地均发出通知，建议礼金控制在100元以下，虽无强制力，却是对公众的默默支持，帮助人们在减轻负担的同时不显得小气。然而，此举并未根本改变现状，一些人开始转向地下操作，若彩礼受到限制便增设其他费用，礼金限制后改成了送烟酒或将红包用信封装好。尽管基层红白理事会名存实亡，农科院的研究显示，2019至2023年人情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从17.1%下降至11.5%，表明人们在不被监管的情况下，逐渐改变了消费习惯。 开云

这些变化反映了乡村人际关系的演变，以前人们在村中相伴生活一辈子，村民间的感情是随时间积累的，现如今，许多人一年未能回家几次，见面时更显陌生，礼金变成了流于形式的仪式，情感的纽带逐渐消散。城市中，人们通过微信红包营造氛围，几元钱的支出不会造成负担；但在农村，红包变成了信任的象征，未送红包则不被视为建立关系的承认。尽管电子支付淡化了仪式感，但在乡村，只有将现金亲手递交，才真正意味着参与。

最近听说一位村支书的儿子结婚，仅举办了十桌酒席，每桌收取一百元礼金，还公开表示多给的会退回。开始时村民私下议论，但随后大家逐渐接受了这种简化的做法，这并非政府的强制要求，而是因为人们希望自我寻找适合的新方式。